落

《红楼梦》是可以解读的(冯其庸)

     《红楼梦》是一部出名的奇书，奇就奇在从易读的一面来说，几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它，真可以说是妇孺皆可读；但从深奥的一面来说，即使是学问很大的人也不能说可以尽解其奥义。一部书竟能把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真是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二百多年来，它既是风行海内外的一部书，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

 那么，《红楼梦》真是一部不可解读的书吗？

     从理论上来说，世间的客观事物，都是应该可以被认识的，所以不可知论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但是，从实践来说，什么时候能认识这客观事物，就拿《红楼梦》来说，什么时候能被彻底认识，这就很难预期了。

      这就是说，终究能解读这部书是肯定的，而何时可以完全解读这部书则是很难作出预测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对这部书还完全没有解读，我认为积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经验，应该说人们对这部书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现在说的难解的问题，是指书中较为隐蔽的部分，而并不是说书的整体。

    再说《红楼梦》作者本身，是希望永远不被人解读呢？还是希望终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读呢？我认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解读的，不然就不会作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来了。

     但是，再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能解读，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不能解读。曹雪芹处于他的特殊的时代环境，他希望在他的时代，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解读。他所以要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祸；而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是极希望人们能读懂他的书的。至于百年之后，那他就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了。

     从作者的心理来说，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别人能了解，那么，他又何必要费这么多心血来写这部书？不著一字，不是更为隐蔽吗？现在他既已著书，而又一方面反复强调“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而另一方面又说明“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这前后矛盾的话，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细味方才悟出，实际上是他惟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

      这种藏头露尾，欲隐故显的情景，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觉得魏晋之际阮籍的《咏怀诗》就与它有极为相似之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下难以情测。”雪芹的朋友敦诚称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说他“一醉包毯白眼斜。”他们都用阮籍来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号“梦阮”

     “梦阮”者，梦阮籍也。这样，我们正好从雪芹自号“梦阮”得到启示，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所以“文多隐蔽”是因为“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则雪芹亦何尝不是。当然雪芹从未“仕”过。且亦不能称他的时代是“乱朝”。

      但若从雍正夺嫡的时代起，一直到雍正上台就立即大开杀戒，不仅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杀的杀，关的关，而且雍正元年(1723)曹雪芹的舅祖李照即被抄家，彻底败落。雍正五年(1727)底到六年(1728)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彻底败落，同时破家败落的还并非一二家。

      处在这样的时代，从雪芹自身的遭遇来说，说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样的“恐罹滂遇”的畏惧，我觉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梦阮”两字，是有真实的内涵的，他的《红楼梦》“真事隐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隐蔽”，其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阮籍还曹雪芹，他们的作品尽管“文多隐蔽”，但并不是他们绝对不希望人们能理解，因此我们如认真地去求索，总应该能找到解读之路的

       二

    《红楼梦》的解读，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认为各须要正确地做好四个方面深入细致而切实的研究工作。

       第一，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

     要正确地弄清背雪芹的百年家世，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再提到他的百年家世，从艰难的创业，到种特珠的际遇，到成就飞黄腾达亦武亦文的显宦家世，到最后的盛极而衰和彻底败落，这些重要的环节，如果不是跟据第一手的可信的史料来加以研讨，而是跟据道听途说，甚至故意歪曲文献成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这怎么能确地进入解《梦》之途呢。

     或曰，《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何必要了解这么多呢？《红楼梦)确实不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自说”是错误的，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生活素材来源，却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这是事实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红楼节)而研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生活素材、历史背景，这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都弄错了，甚至故意歪曲颠倒了，那么，如何能理解(红楼梦)呢？

          第二，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

      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不仅仅是曹雪芹生活的不到五十年的时间(约1715～1763)，而且还应该了解雪芹出生前的一段历史状况，因为这都会对作者产生影响。

          特别是对曹雪芹时代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等等，都必须有所了解，尤其要注意的是18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缓慢转型的时期

        旧的封建制度的一切仍处在绝对统治的地位，社会仍是沉沉暗夜，但是新的事物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思想意识却在缓慢地暗暗地滋长，《红楼梦》正是真实地反映了一切腐朽的正在加速腐朽，一切新生的正在潜滋暗长的历史状况过去，只是偏重于曹雪芹百年家世及其败落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现在看来，这远远不够。

         一部《红楼梦》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产物，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反映，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

        《红楼梦》的内涵是非常深广的，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含的。只有把《红楼梦》放到整个曹雪芹的时代和社会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这部书的深刻含义，如单用曹家家史来衡量这部书，是大大缩小了它的内涵。

     第三，要认真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

       要认真仔组深入地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即未经后人窜改过的稿本，因为只有这样的稿本，才是纯真的曹雪芹的思想原貌。

      现在大家公认“甲戌”“己卯”“庚辰”三个本子是最早的本子，而我则认为甲戌本尚有可待深研之处。我认为它的抄定年代不可能比己卯、庚辰早，其中“玄”字不避讳，“凡例”的第五条明显地是从庚辰本转移过来的，脂批的错位，批语的较多错字，版口有“石头记”和“脂砚斋”字样的特殊标志等等，都值碍深入探讨。

     我认为它的底本是经过整理过的本子，如果它一开始就有“凡例”等等，则后来己卯本、庚辰本为什么又删去了“凡例”。

        现今所见已卯本、庚辰本都是几个人合抄的，所以保持了原本的款式，且字迹明显的有的部分写得极好，有些部分则极差，这是因为早期尚在秘密传抄阶段，所以要多人合抄，要完全按原稿的款式，否则就不能合成。

      到了后来的抄本，已可公开抄了，所以就可一人抄到底了，字迹也只有一个人的笔迹了。而现存甲戌本却是一色很整齐的一个人笔迹，虽然甲戌本是一个残本，但现存最后一回以至第二十八回，存留篇幅不算太少(现尚存十六回)，却都是一色的笔墨。

        另外，批语还有预留空白待补等等。再如戚蓼生序本、南图藏本等，也都是一色的工楷抄写，这都是后抄的特征。所以我初步认为这是经过后来整理过的本子，当然我说的后来也不是说乾隆以后。我看它的纸张，是与己卵、庚辰一样的乾隆竹纸，但纸色的黄脆程度，却超过已、庚两本，这与收藏者的保藏好坏有关。

        所以现今只有“己卯”“庚辰”两本是真正保存了《红楼梦》原始面貌(即雪芹原稿的款式等等)的本子。至于“甲戌”本的正文，我认为是《红楼梦》的早期文字，但在乾隆末年重加过录时，又据后来的本子有所修改。

     我这样说，并无贬低“甲戌”本价值之意，甲戌本上有大量珍贵的脂批，有多出于别本的独有的文字，这些都是别本所不可替代的它所独有的价值，我只是认为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和鉴定它，认真去解决上面这许多问题，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希望专家们多加研究而已。

     不仅如此，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原始文字来说，现存其他诸种脂批本，包括程甲本在内，都是值得重视而加以研究的。寻求《红楼梦》的原始文字，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本子上全部解决，只能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各个早期抄本作认真的排列研究，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来。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认为己卵、更辰两种本子，恰好是可以作为我们探求《红楼梦》原始抄写款式的一个坐标。从文字的角度说，则甲皮、己卯、庚辰三本的文字，都是属于早期的文字。都应该加以珍视，

      第四，要参照《红楼梦》同时代的作品

    在研究(红楼梦》时，应该把与《红楼梦》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章来作参照比较，其中尤其值得用来参照的是《儒林外史》

       写作的时代几乎与(红楼梦》完全相同，而书中反科举、反八股、反封建礼教、反妇女殉节、反社会的假道学及假名士等等，几乎都是与(红楼梦》相通的，我们可以用《偶林外变》来印证《红楼梦》，从而可以看出两书所反映的共同时代特征。

       不仅如此，比曹雪芹略早一些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值得拿来作比较，其孛有关婚姻爱情问题、反科举八段问题，据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政权的残害人民等等，其精神都是与《红楼梦》相通的。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从康熙到乾隆时社会共同的连贯性的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清代有关的笔记小说及其他文献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多加参照

         研究(红楼梦》的最大歧路，就是猜迷式的“索隐”和“考证”式的猜谜。更有甚者是造假材料，把真的说成的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真正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很，无为有处有还无”，至今这种方式还有很大的帮场，因为它有欺骗性，它容易让一般读者上当。所以人们须要警惕，须要加以识别，以免走入歧路。

       三

    《红楼梦》这部书，我个人觉得，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贾宝玉人生之路的解读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他的全部行为，在正统派的眼里，就是第三回两首(西江月》词写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青梁，莫效此儿形状！

       然而，作者是否真是赋予这个形象以这样的思想内涌呢？贾宝玉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这却须要认真解读。

     曹雪芹一再提醒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第十二回)这句话虽然是对贾瑞照风月鉴说的，但也是读《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不过并不是一股脑儿把全书都从反面来读就算符合作者之意了，其实作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作者只是说《红楼梦》在某些事情上，某些话语上或某些诗词上，不能光看其正面，而要仔细寻绎其更深的内涵，甚或竞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悟其真意。这两首《西江月》词，却正是要从相反的意义来理解，才能得作者之意。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宝玉说：

只恨我天天固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

第三十六回贾斋买了一个雀儿笼子给龄官玩，龄官说：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指学戏)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贾蔷听了，不觉慌起来，连忙赌身立誓。……将雀儿放了，一顿把将笼子拆了。

     这两段文字，前一段十分明白地写出了贾宝玉深恨自己“做不得主”，没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后一段恰好借龄官的嘴说出了“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不得自由。最后还是让贾蔷把雀儿放了，把笼子也拆了。

     这个情节当然是贾蔷和龄官的，但其思想却是曹雪芹的思想。作者分明是借龄官的情节写出了要求给人以自由的思想。

      特别是第六十回春燕对她母亲说：“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这里，作者直接就写出了贾宝玉认为人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了。

   《红楼梦》第七回贾宝玉在见到秦钟后，乃自思道：

  可很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莒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茶毒了！

      这是宝玉对自己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的憎恶，觉得这个富贵之家反而限制了他与普通人家的交往。

    而秦钟也想：“可知‘贫窭’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这里已经比较明显地写出贫富的限制，等级的限制。第三十六回宝玉对袭人说了一大段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话后说：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第五十七回宝玉又对紫腾说：

     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进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

     这两段话尽管说得极怪，从字面上着似很难捉摸，但实际上却是极端愤世城俗的话。

    宝玉根不得自己立刻离开这个污浊的社会，而且随风而散，一点也不留痕迹，以免自己与这个污浊社会再有沾染。

     这实质上也是曹雪芹好过不自己步左的现实社会的批判，第七十一同尤氏说宝玉：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贾宝玉坚决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国贼禄鬼”，反对“文死谏，武死战”反对“八股科举”，反对“程来理学”，这在《红楼梦》里都是有曲折的反映的。

      实际上，在贾宝玉的面前，是明明白白摆着几条可有他选择的人生道路的:

      一是走“仕途经济”“科举考试”，然后做 官的道路。这是他的封建家庭以至宝钗、湘云、袭人等都希望他走的路，但他拒绝了。

       二是现现成成地走贾赦、贾珍的道路，既接受世袭荫蔽，在家当闲官，享清福，酒宴歌舞、三妻四妾地享受一辈子，也是毫不负力的；再有就是干脆像薛蟠那样当一个花花公子，也是无人来管制他的。

        然而这一切现成的而且是很顺利的人生之路他都一概不走，他却偏要在万目睚眦，顶着世人的诽谤，受着严父的毒打而坚决走自己的路。

        当然贾宝玉走的人生之路，在《红楼梦》里是没有什么名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上面所引的这些文字和书中的全部描写，可以看出，实质上贾宝王是走的一条自由人生之路。 

        因为他不受封建官场的引诱，不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的束博，也不受腐臭靡烂的封建家庭肮脏生活的腐蚀，而独走被人鄙视、受人轻贱而被世所弃的个人自由之路，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啊！

        贾宝玉的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沉沉暗夜的时代，代替封建制度的新时代的曙光还未透出或刚将稍稍透出地面，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写出更超越时代所许可的自由思想来！有这样的思想形象，有这样耐人寻想的情节和语言，已经是大大超越那个时代了！

          第二，宝、黛爱情悲剧的解读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被宝、黛的爱情悲剧所感动，清代的笔记小说里说，有人因读(红楼梦)感宝，黛之悲剧而致病致疯，可见其感人之深，似乎可以无须解读了，人们早已理解了。

       然而，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情之所感，而不是理之所喻，我这里所说的解读，是要对宝、黛爱情悲剧作理性的认识。我认为宝、黛爱情悲剧有以下几点新的意义，不可忽视：

                     一是新的爱情观念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说：“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

      这话虽然是尤三姐说的，但分明是一种新的爱情观念。这话所以由尤三姐说出来，是因为符合尤三姐的身份。

       在曹雪芹的时代，根本还说不上什么爱情观念，有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门当户对”，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恋爱、自由选择的问题。但曹雪芹却让尤三姐说了上述这一番话。

    这是一番在男女爱情史上惊天动地的话，他根本不把封建礼教当作一回事，他直接提出了三点反传统的主张

     一是“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这就把婚姻问题与个人一生的幸福结合了起来，这是人的一种觉醒的意识

    二是要“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这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己选择，不能由人支配，不能“凭你们拣择”

     三是“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这就是说自己选择的人必须是“心里”“进得去”的人，也就是真正知心如意的人。

     上面这种观念，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婚姻观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等，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

         这样的爱情观念，并非只有尤三姐独有，事实上，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完全充分地体现了以上三点，而且写得更加深刻动人，更加曲折。

     其所以如此，是宝、黛两人的身份教养与尤三姐截然不同，尤三姐简单明了的话，在宝、黛心里口里要文雅含蓄隐蔽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把宝、黛恋爱过程中的许多深刻的心理描写引出来。

                   二是新的爱情方式

        在《红楼梦》以前的爱情描写，基本上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式。

     这种方式，也是社会的现实反映。因为在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男女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如何可能恋爱，所以难得有机会“一见”，自然也就“钟情”了，这是封建社会的礼教所造成的。

     除此以外，那就是非婚烟的发生性关系，或者完全封建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两种当然都不是恋爱或爱情，所以这里无须论及。

        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却与此完全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爱情方式。

     一是男女双方从孩提时起，即朝夕相处

     二是他们的爱情是渐生渐长渐固，固到生死不渝，而不是“一见倾心”

     三是在爱情过程中，还有曲折，还有新的人选的加入，还有在生活中的自然比较，到最后才凝结成永不变更的宝、黛的生死爱情。

    从爱情的方式来说，也是反传统的全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 

     所以，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从爱情的方式说，也是反传统的以前从未有过的

                   三是新的爱情内涵

      这一点是宝、黛生死爱情的灵魂，就连上述尤三姐的爱情观，也未能深入到这一层，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本来毋论是貌，毋论是才，都是双峰并峙的难分高下，因此宝玉也曾一度难以决定。

      但是最终促使宝玉决定而且终生不变的是一种原因，《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说：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的里搅些什么！”

       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

    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活，我早就和他生分了。”

第三十六回说：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同时也是把宝钗、湘云和黛玉放在一起作了一个比较。钗、湘两人，都极力要宝玉走仕途经济的世俗之路，只有黛玉同他一样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对现实社会极为反感，视同污浊的泥沟，要保持自身的洁来洁去，要寻找自己理想的世界—“香丘”。

      贾宝玉则希望自己能“化成一般轻雨，风一吹便散了”，这就是说他自己不愿在这个污浊的世界留下一丝痕迹。

     可见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向往着理想的世界，向往走自着理想的世界，向往走自由人生的道路，是他们的共同志趣，也是宝、黛爱情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宝、黛爱情的内涵，已远远不止一般的男女情欲之爱，而是有更深的社会思想内涵的，尽管他们对理想只是朦胧的，但对现实的反对是清醒而强烈的。这就是宝、黛爱情的新的社会内涵。

            四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历史原因

     大家知道，封建的婚姻是与封建的政治不可分的，“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就是双方政治利益的权衡，结婚首先是为了家族的政治利益，所以选择的标准也首先是政治标准。

      论门第，林黛玉的上祖虽曾袭过列侯，但到林如海已经是五世，“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此林如海已只能从科第出身了，林如海虽然是钦点的巡盐御史，但比起贾府的百年望族，世代恩荫来，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没有多久，林如海又一病亡故。

     从此黛玉论门第，已无门第可言；论父母，已经是父母双亡，自己真正是一个孤苦伶仃之人。这就决定了她的婚姻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里一再写到黛玉的孤零之感，写到她自己感到无依无靠之悲苦，这对黛玉来说是非常真实的描写。

      在封建时代，没有了门第，没有了父母，白己又是一个少女，确实已经是前途非常渺茫了。何况黛玉又是性格孤傲，秉绝代之才华，具绝世之容貌，而又鄙视一切，尤其是反对俗世的仕途经济，反对侯门公府所见的一切鄙俗。

         只有具有同样思想性格，同样才华秉赋，同样反对仕途经济，向往着朦胧的清净理想世界的贾宝玉，才是自己的真正知音。

      但是，宝玉侯门公子的现实地位，与黛玉孤零之身，社会地位相去太远。尽管宝玉全身心地爱她，但宝玉在爱情上虽有自主权，在婚姻上却丝毫也没有自主权，而他俩所处的观实社会是只重婚姻而不重爱情的

      对于这点，薛宝钗比他们理智而清醒得多，也可以说是聪明得多。对于林黛玉来说，她只知道要爱情，要心，对于薛宝钗来说，她却知道重要的是要婚姻，要人。

       因为两者的着眼点不同，用力点也自然不同，甚至黛玉根本不知道要用力，她与宝玉的生死爱情，也完全不是用力的结果，而是他们思想、气质、秉赋自然一致之所至，对于宝玉之爱黛玉，也不是贾宝玉的用力追求，才得到黛玉的爱，宝玉对黛玉虽然百依百顺，但并非是追求，而是爱之所致

         由于这样的原因，宝钗觉得，只要得到王夫人和贾母的欢心，就能赢得婚姻差别，赢得人。但黛玉却不理会这一点，甚至是根本不肯去理会这一点，甚至她觉得如果稍稍用一点点力也是一种卑鄙，一种不洁，这就是黛玉与宝议之间的差别

    由于门、社会地位、思想、性格的诸种原因，尽管黛王对宝玉，赢得了爱情、赢得了心，但却转成了悲剧。

      这个悲剧，不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责任、过错，而是在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应该有他们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必定是悲剧。

         所以这个悲剧是历史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

     因为他们的爱情观念、爱情方式、爱情内涵等等太超前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土壤。

             第三，关于妇女命运问题的解读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关于女性问 题写得最重最深刻的一部书。作者在一开头就说“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在第二回里，又让贾宝王说，“女儿是水作的看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在第五回里警幻又称“此茶名曰千红一窟”，甲成脂批“隐哭字”，意即“千红一哭”警幻又你酒“名为万艳同杯”，甲成脂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即“万艳同悲”。上面这些话，就概括了作者对女性合运的深切同情和悲哀。

      我们再看《红传梦》，可见《红楼梦》里的青年女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结局的

      十二钗之首的元春，虽然贵为贵妃，回家省亲时却“只管呜咽对泣”，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说“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她所点的戏，预示着贾家的败落

      在《乞巧》一出下，脂批说：“《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她所作灯谜的谜底是爆竹，是一响即散之物，脂批说，“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耳。”可见元春短命，其结局有如杨贵纪，则其悲惨可知

       迎春则嫁了中山狼，被折磨而死，探春的结局是远嫁，一去不复返，脂批在探春断线风筝的灯送下批道，“此探春远活之谶也，使此人不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战”惜春则是出家为尼。

         黛玉的结局，脂批说“《牡丹亭》中伏黛玉之死”，“将来泪尽天亡”。宝钗虽然按脂批说:钗，玉“后文成其夫妇”，但脂批又说：“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而(为)僧哉！”

       可见宝钗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湘云、李纹则是守寡，此外，如妙玉的遭劫，秦可卿的悬梁、王照凤的被休、尤二姐的吞金、尤三姐的饮剑、金钏的跳井、鸳鸯的自誓，袭人的另嫁、晴雯冤死、司棋被逐、香菱受夏金桂的折磨酿成干血之症，等等。

      总之，《红楼梦》里的这些年轻女子，个个都是悲剧结局，而且这些悲剧，大都与婚姻有关，都是封建婚姻或因为爱情而酿成的悲剧。

       《红楼梦》里唯一的一对夫妻是自由结合的，因而也是喜剧而不是悲剧，这就是小红与贾芸。关于小红与贾芸的爱情，曹雪芹也是用重笔描写的，而后来贾家败落后，小红与贾芸还有过狱神庙探宝玉的情节。

       可见曹雪芹是在众多的婚姻悲剧中，特写此一对自由结合的婚姻喜剧，以作为反衬和对比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男权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这是不可动摇的封建传统。

       特别是在清代，由于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强烈宣传，妇女守节问题成为头等大事，不少愚夫愚妇受此宣传，有的是丈夫死后自己殉夫，甚至还有并未过门的女子，因订婚后男方死了，竞也殉死，还有的是自己儿子死了，公婆逼迫媳妇殉节，也有女方的父母逼迫女儿殉死的

       总之妇女的生命，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丝毫保障。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却一反其道，提出了女尊男卑的主张，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认为男子“浊臭過人”，男子是“须眉浊物”，是“臭男人”。

      这是强烈的反传统的呼声，也是对现实社会中妇女命运的强烈呼号，更是男女平等的矫枉过正的历史反响，是对封建婚姻制度所酿成的罪恶的集中揭露。

第四，关于贾宝玉无等级观念和非礼法思想的解读

         封建社会，又称宗法封建社会，因为它是用封建宗法来维系社会的。

          从政权来说，是封建皇权至上主义，皇帝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一切以他的意志为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力和一切。

         从社会结构来说，是宗法封建制度，利用宗法来巩固封建等级社会，所以皇权和等级，是封建社会的两大特征。

      它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就是封建道德。是用来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

       具体来说，就是“三纲五常”。何谓“三纲”？《白虎通·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唐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纲者，提其要而支配者也，所以纲举而目张也。何谓“五常”？西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书·泰誓下》：“狎侮五常。”孔颖达疏：“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即人之常规的行为准则。

          所以封建的等级和维护这种等级的意识形态，即道德准则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不遵守的。

       可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却无视这封建等级的界限和封建道德的规范。更无视封建礼法，无视“三纲”“五常”所规定的尊卑长幼贵贱的区别的等级秩序。

《红楼梦》第六十六回兴儿说贾宝玉：

   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则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成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傅家的两个老嬷嬷见过宝玉后，在回去的路上议论宝玉说：

   “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

  第三十六回说：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贾母传话贾政不让宝玉出去会客)，越发得了意，不但将亲成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中晨昏定都亦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弃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些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次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第五十八回芳官的干娘克扣芳官的钱，芳官不服，芳官干娘骂她，袭人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

自古说：‘物不平别鸣。’他少亲失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

         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在栊翠庵喝茶，见黛玉，室仪都用名贵的茶杯，自己只用妙玉自用的绿玉斗，宝玉不解妙玉深意，反说：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

        按“世法平等”出自《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谢灵运注”人无贵贱，法无好丑，荡然平等，菩报(觉，悟)义也

        贾宝玉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无视等级的理念，也无视尊卑长幼贵贱的礼法，他既不愿以兄的身份去压贾环，也不愿遵循世俗的礼仪与土大夫们往还，反而愿意为丫鬟们服役，对下人们也平等相待，常常模糊了主仆的界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还主张“物不平用鸣”主张“世法平等”尽管以上这些，都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小说人物的对话，但实际上曹雪芹却正是用这种“假语村言”来表达他的社会理想的，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小说人物的对话而忽视作者用这种迂回手段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思想的特殊方式。

            第五，关于反正统思想的解读

      贾宝玉似傻如狂的语言和行为。从表面来看，只是一个淘气放纵的贵族公子的任性而行

        所以在世人眼里，他只是一个乖张任性的贵族公子，两首(西江月)词(见前引)。就是世人眼里的贾宝玉，也是旧时代一般读者眼里的贾宝玉，也更是贾政等人眼里的贾宝玉。

      不过贾政比一般人看得还更坏，他认为贾宝玉不仅仅是“似傻如狂”更是一个可怕人物，将来要闯大祸，要弄到“弑君杀父”的地步的，所以狠心要把他打死。

        不过，这毕竟只是贾政的个人的想法，对于贾母、王夫人来说，则贾宝玉更是贾家的命根子，是真宝玉。

       但对于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遍认识来说，贾宝玉只是一个“行为偏僻性乖张”，“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而已。

    然而，贾宝玉的种种“怪僻”的言行，实际上作者是寓有深意的，作者如此写，是一种曲笔，他不好明写，就绕着弯子写。

     例如贾宝玉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八股科举，骂那些官员是“国贼禄鬼”，“除四书外竞将别的书焚了”等等

       从表面上看，只是说宝玉顽劣成性，不愿读书，不愿做官而已。然而，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则可知当时的思想界一直在坚持着反程朱理学的斗争，同时也在反对八股科举制度，

     第七十三回里明确说贾宝玉“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贾宝玉把“除四书外竞将别的书焚了”等等，实际上就是绕着弯子反对程朱理学，反对科举八股制度，惟恐别人看不出来，还特地在七十三回里点上一句。

       为了隐蔽这种思想，曹雪芹特意把贾宝玉写成“小人大思想”，即从形象来看贾宝玉是一个孩子，但从他讲的话来说，又是大人的思想。

      这样使人觉得只是一个孩子“似傻如狂”的胡言乱语而已。那么，这样的“小人大思想”是否太违背了实际呢？

      其实也并非太违背实际，因为在封建时代，从童蒙起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读私塾时，读到《大学章句》就曾质问过塾师，两千年后的朱熹如何能知道两千年前孔子的意思？意思是朱熹的注释不可信，是杜撰。

      这就是实际上的“小人大思想”。

          所以，我们如从表面上来看贾宝玉的言行，不过是一个“似傻如狂”的孩子，但如果进一步深思，就会发现，在他的言行里却隐藏着一种反传统、反程朱、反八股科举的叛逆思想。

         第六，关于反皇权思想的解读

第三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曹雪芹用两人酒肆聊天闲侃的方式，说到历史上的唐明皇、宋徽宗、顾恺之、倪云林等等，然后又说到贾宝玉，说这些人都是秉正邪二气所生。

       然后冷子兴就说：“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说：“正是这意。”这里说话的形式完全是聊天闲侃，但聊出来的这句“成则王侯败则贼”却是一句惊天动地，可以让人掉脑袋的话。

        因为自明末清初以来，思想界一直在批判“皇权”，黄宗羲就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则提出：“分天子之权，以各治事。”(《日知录·守令》)

       唐甄则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则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

    又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礼杀人”(《孟子字义疏证》)还有一位与曹雪芹同时的袁枚则说：“夫所谓正统者，不过日有天下云耳，其有天下者，‘天’与之，其正与否则人加之也。”(《策秀才文五道》)

      以上这些言论、都贯穿着反皇权、反正统、反理学的思想，特别是曹雪芹亲身经历了雍正夺确的一场血醒斗争

     雍正夺得皇位后，把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胤模、服糖赐令改名为“夹冰鱼”(意即已冻僵的鱼)，“讨厌”(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兄见告，这是最新的改译，原译为“猪”“狗”是误译)

       杀的杀，关的关，这是一场活生生的“成则王侯敢则赋”的历史剧，曹雪芹的家也是在这场斗争的余波中败落的。

      由此可知，曹雪芹在让冷子兴与贾雨村闲聊时，忽然冒出这句话来，能是无意识的吗？面对着刚刚过去的这场血淋淋的人头落地的噩梦，曹雪芹当然不可能是无意识的信笔而写，只能说是他有意用隐晦曲折的曲笔巧妙地作一次史家直笔。

      同样，《红楼梦》写四大家族，写他们的豪富和势力，写薛蟠的打死人命一走了事，写贾雨村的徇情枉法，写写王熙风弄权和勾结官府，写贾赦为夺人的几把扇子不惜使人家破入亡等等，从表面看，都是些故事情节，但实质上

     把这些情节联结起来，这是一幅封建统治的网络图，人民就生活在这种天罗地网之间。